金尼閣在現代研究中通常被當作法國人。[1]這個認定對《西儒耳目資》的研究有影響，因為這可能表示金尼閣的母語是法語，故有學者以此為線索主張金尼閣在《西儒耳目資》中使用的羅馬拼音受到法語拼寫的影響。[2]不過金尼閣是法國人的認定有個很大的問題：金尼閣的家鄉杜埃在他有生之年，都還不是法國的領土。如果以杜埃現在屬於法國而認定金尼閣是說法語的法國人，此論證顯然有時代錯置的問題，而從國籍所推測的母語，也因此失去論證基礎。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檢討金尼閣的國籍和母語問題。
現在歐洲大陸西北部的政治邊界和金尼閣的年代很不一樣。加拿大學者Luke Clossey曾批評，用現代的政治邊界來推論十七、十八世紀傳教士的國籍是最糟糕的作法。[3]要避免時代錯置的問題，比較好的方法是看該傳教士自己如何認定自己的出身地。不過這個方法對金尼閣來說也不很適合，因為他在《基督教遠征中國史》的封面上說自己來自比利時（拉丁文：Belga）。可是現代的比利時王國要到1830年才建立，此時金尼閣已經過世超過兩百年了，而且金尼閣的家鄉杜埃早在1668年就已經被西班牙割讓給法國。所以認定金尼閣是比利時人，難免會造成另一個時代錯置的問題。
如果金尼閣不能當比利時人，那以金尼閣有生之年都統治杜埃的西班牙國王來認定他是西班牙人，則是另一個符合當時政治版圖的作法。問題是金尼閣同時代的人並不認為他是西班牙人。當時歐洲人認為來自歐洲北部，像是比利時、日耳曼等地的人，體格比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南歐人強壯，比較能忍受極端的環境。[4]1612年金尼閣被任命為特使返回歐洲，可能就受到這個觀念的影響，因為他是當時在華耶穌會士中唯一的北方人。這也顯示，當時的人並不因為金尼閣出身西班牙國王的領土就把他當西班牙人。
既然法國人、比利時人、西班牙人這三個身份都不適合金尼閣，與當時西屬尼德蘭幾乎重疊的地理區域法蘭德斯（Flanders）或許可以當作金尼閣的國籍。事實上，在韓霖、張賡等人編輯的《聖教信證》一書中，家鄉在現代比利時境內的傳教士，例如家鄉在Mechelen的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家鄉在Pittem的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都與金尼閣一樣被認定為「拂覽苐亞國人」。[5]「拂覽苐亞」就是法蘭德斯的拉丁文名稱Flandria的音譯。雖然稱金尼閣為法蘭德斯人，可能會和現代比利時荷語區混淆，但金尼閣在歐洲時期的活動範圍本來就包括現代比利時的荷語區和法語區（例如他入耶穌會後在法語區Tournai修院修道，又曾在荷語區Ghent的耶穌會學校任教）。因此，把金尼閣當作法蘭德斯人，應該是所有選項中最好的認定。
認定金尼閣的國籍之後，接下來要認定他的母語。因為他是法蘭德斯人，所以可能的選項就被縮減到法語和荷蘭語兩個。前面提到，有學者從「法國人」的身份推定金尼閣的母語是法語。雖然前文已經證明「法國人」並不是正確的論證，但這個錯誤的論證竟也意外地得到正確答案。的確，金尼閣的母語是法語。根據他自己的說法，在決定投身亞洲傳教任務後，他學過義大利語、葡萄牙語、荷蘭語等在以亞洲可能派得上用場的語言。如果金尼閣的母語是荷蘭語，他還需要學嗎？所以從以上證據，我們可以有信心地說：金尼閣是說法語的法蘭德斯人。
[1] 這個認定可能源於馮承鈞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譯本中的認定，見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115。費賴之僅註Douai，而非France，顯然費賴之有注意到Douai歸屬法國的時間，見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 ii.
[2] 例如譚慧穎，《《西儒耳目資》源流辨析》，頁74。
[3] Clossey, Salv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Early Jesuit Missions, 33.
[4] Logan and Brockey, “Nicolas Trigault, SJ: A Portrait by Peter Paul Rubens,” 162.
[5]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吳湘湘編，《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臺北：學生書局，1984），頁267-362。柏應理和南懷仁的家鄉，見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31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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