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語言與社會

解讀電影《兩萬種蜜蜂》

2026年3月31日，筆者受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委員會之邀，在電影《兩萬種蜜蜂》的觀影會中擔任講解。因為這部片長達兩小時，我想在現場可能沒有機會將這部片的重點都講完，所以我將解說內容放在這裡，讓參加的朋友有機會在會後閱讀。同時，將解說文字化，也讓更多人能知道這部將跨性別電影提升到另一層次，獲得柏林影展肯定的電影，其優秀之處。

依據金馬影展網站上的宣傳詞「萬種蜜蜂漫天飛行，各自都有所屬之地，與眾不同的艾托會尋找到什麼樣的自己」，《兩萬種蜜蜂》這部電影似乎強調多樣性。連蜜蜂都可以有兩萬種，每個人當然可以有自己的樣子。這樣的訴求在跨性別電影中相當常見，台灣的影評大多也都往這方面論述。當然，這部電影也有描述典型的跨性別衝突場景，像是上廁所、更衣間、買衣服、家人的正反意見、包容與支持的力量，當然還有主角釐清性別認同與轉換的過程。在本劇中，「轉換」是透過名字從男性的Aitor改為女性的Lucía來呈現，從自己決定新名字到他人接受。畢竟主角在設定上不到十歲，根本還不能做醫療介入。如果觀眾想選一部跨性別電影來看看，《兩萬種蜜蜂》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但如果《兩萬種蜜蜂》只講了這些典型議題，那它就不過是另一部跨性別電影而已。若是觀眾只把《兩萬種蜜蜂》當作是多樣性的比喻，那就會錯過這部電影想講的重點。其實，我甚至覺得導演Estibaliz Urresola Solaguren用《兩萬種蜜蜂》當作煙霧彈，過濾掉不會想太深的觀眾，讓他們輕鬆地享受一部LGBTQ+電影，但他真的想深入討論的議題，則要觀眾找到散佈在電影中的鑰匙，自己去尋找答案才能看到。

解讀《兩萬種蜜蜂》真意的鑰匙，可以分為語言和宗教兩把。台灣觀眾不容易找到這兩把鑰匙，是因為我們對於西班牙語和庇里牛斯山地區的天主教信仰都不熟悉，而這兩件事在劇中又是以背景形式呈現，只看劇情並不容易注意到。本文也就針對這兩個面向，為台灣觀眾解讀導演想傳達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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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考「臺灣語」這個名字來自日語

推特最近有個角落在吵 Taiwanese Hokkien 的命名問題。有人說「台語叫做台語主要的原因是使用的人群自己這樣叫吧」。

真的是這樣嗎？其實「台語」這個詞很洋味耶。

要進行這個研究，貓需要用到「台灣白話字文獻館：白話字數位典藏」
http://pojbh.lib.ntnu.edu.tw/artical-default.htm

貓用上述資料庫查了《臺灣教會公報》（1885年創刊），發現早期表達 language 這個意思時，大多用「話」或「腔口」，而非「語」。而且大家對教會公報使用的那個語言，並沒有固定的稱呼。 日本人來台後用「臺灣語」來稱呼 Taiwanese Hokkien，但在教會公報上，用的卻是「台灣話」。最早出現在1901年，但到了1933年林茂生開始連載介紹新詞的〈新台灣話陳列館〉，才開始較為頻繁出現。

〈新台灣話陳列館〉的新詞大多來自日語，林茂生稱之為「國語」或「日本話」。顯然還是「話」比較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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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作文和語言規訓

摘要

「國語運動」藉由國民義務教育，將戰後的台灣人捲進語言規訓的機制中，塑造了現在台灣的語言狀況。但過去學界對「國語運動」的討論，多著重於制度面的探討，以及「國語運動」對「國語」以外語言的壓制，鮮少討論「國語運動」所操弄的規訓機制，亦無法解釋過去的政策與當前語言現象間的因果關係。但經杷梳史料後發現，「國語作文」是學校教師監視學生語言表現的重要技術，也是少數成功的規訓技術。本文將分析「國語作文」的性質，討論規訓的權力如何透過作文滲透進學生的心靈而成為現在台灣社會對書面語的不成文標準，最後並與近年來的語言現象連結，解釋台灣社會對書面語言的保守心態。

關鍵詞：國語運動、規訓、作文、Michel Fouc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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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的國語運動與意識型態

1.    前言

「統一的國家，統一的國語」曾經是世界各國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的共同想像，各國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都曾推廣單一語言作為統一國家的工具，其影響到現在仍存在於社會中。臺灣在二十世紀歷經日本帝國和中華民國兩個階段的統治，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臺灣的「國語」是日本語，在之後則是以北京話為基礎制定的「國語」，[1]而「國語運動」便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臺灣透過官方力量推行、普及國語的一切措施的總稱。由於國語運動是影響戰後臺灣社會最重要的政策之一，除了主持國語運動的單位和學者留下的史料以外，[2]在學術界也不缺乏綜觀性和微觀性的研究[3]，但是這些研究多著重於國語推行政策和制度的整理和分析，對政策背後的意識型態和政策形成的脈絡較少著墨，而對身為政策執行者的國語教師，現有研究也沒有對他們的意識型態做出足夠的分析。除此之外，國語運動的推行組織雖然自1959年以後每況愈下，但在1966年蔣中正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下簡稱「文復運動」）之後，國語運動的目標便被整合進文復運動，更加確立國語作為「團結民族」的工具。尤其是關於1970年代，臺灣在面臨退出聯合國、石油危機、蔣中正去世、與美國斷交等等國內外動盪的情勢，以及國內的方言演說、方言節目漸漸威脅到國語的地位時，當時國語運動的推行者的意識型態，還有他們如何應對方言對國語的挑戰，都是尚待分析理解的議題。本研究將把1960年代中以後的國語運動放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脈絡下討論，並從當時對於語文教學、方言電視節目和國語教育成效的辯論中發掘文復運動下國語運動推行者的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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