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舊材料與新觀點

把舊材料放在新觀點之下，可以得出新的結論。現代研究者將《西儒耳目資》放在歷史語言學的觀點下，研究裡面記載得漢語歷史音韻語料，以及金尼閣所介紹的語言學術語，讓《西儒耳目資》成為被研究最多的傳教士漢語著作之一。本研究採取和前人不同的觀點，將《西儒耳目資》放回文化相遇的脈絡之中，重新思考金尼閣的文化教育背景如何影響這本書的編纂。筆者認為，金尼閣看待漢字的方法受到耶穌會教育和文藝復興晚期思潮的影響，使他把漢字當成表達意義的圖像。這個觀點，最後成為他把記憶之術轉變成詞書編纂法的橋梁。

記憶之術最初是古典修辭學的一部分，金尼閣和古典時代以降的歐洲學生一樣，在學校都學過這套學問。在古典修辭學中傳授的記憶之術，基本原則就是運用想像具體的記憶場所來安置記憶影像的方法，通稱「場所記憶」。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中也不乏精於此道者。但更重要的是，記憶之術隨著修辭學被納入在歐洲中世紀以降的教育課程中，數百年來形成歐洲學者的整理知識的普遍心態。當然，記憶之術的技巧也不斷發展，到了金尼閣成長學習的文藝復興晚期，已經有「組合藝術」和「依字母排序」這兩種建構記憶場所的新方法出現。這些新方法中，「依字母排序」的方法會讓人想到現代歐洲語言辭典的編排法。事實上，記憶之術和詞書編纂有共同的目的，兩者都在追求儲存和提取資訊的便捷方法。本研究認為《西儒耳目資》正好體現記憶之術和詞書編纂的共同目標。金尼閣把「組合藝術」和「依字母排序」這兩種建構記憶場所的方法，轉化為整理漢語音韻以及編纂「西儒耳目資」的詞書編纂法。金尼閣對以上方法的說明，組成了《西儒耳目資》的第一卷「譯引首譜」。在第二卷的「列音韻譜」，金尼閣應用字母順序來整理漢語音節拼音所標示的場所。雖然在此金尼閣使用的是他譯介給中國士人的字母順序，排序方法也為了適應漢語音韻而採用獨創的排序，但是使用字母順序來排列這點，仍顯示歐洲傳統的影響。

除了記憶之術對詞書編纂的影響，本研究也證明金尼閣眼中的漢字是跨語際通用的表意文字，其意義要用寓意性的方法來解讀。這樣的想法被現代學者稱為「表意文字迷思」和「普世通用迷思」，而金尼閣在這些迷思發展初期曾扮演重要角色。不過這兩個迷思並非源自中國，中國的小學傳統並沒有如此偏向以表意來解釋自己的文字。迷思的產生，應該是源於歐洲旅行者的見聞和他們當時對普世通用語言的追求。在十六世紀末葉以前，普世通用語言的最佳候選是尚未被正確解讀的古埃及聖書體。因為漢字被認為是和聖書體一樣的表意文字，所以金尼閣會用「中國聖書體符號」來描述漢字，並且讓漢字背負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對古埃及聖書體的想像與應用。在《西儒耳目資》中，與古埃及聖書體的類比也讓金尼閣視漢字為記憶影像，可以被安放在之前用組合藝術創造，依字母排列後的記憶場所之中。

總結來說，本研究在方法上將《西儒耳目資》放回文化相遇的脈絡，並強調教育文化背景對傳教士看待漢語漢字的影響，為《西儒耳目資》的研究開拓了新的研究視野。近年學者對《西儒耳目資》中各種音韻圖表的揣測，本研究也從歐洲記憶術文獻的分析中確認其真正來源，以及和當代類似圖像間的表親關係。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對十七世紀歐洲傳教士的漢字迷思提出新的看法，並從文化相遇的角度解釋迷思的產生，但若要深入探討該議題，恐超出本研究之題旨太多，所以應該將這個問題保留到未來繼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