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語言與社會

摘要

「國語運動」藉由國民義務教育，將戰後的台灣人捲進語言規訓的機制中，塑造了現在台灣的語言狀況。但過去學界對「國語運動」的討論，多著重於制度面的探討，以及「國語運動」對「國語」以外語言的壓制，鮮少討論「國語運動」所操弄的規訓機制，亦無法解釋過去的政策與當前語言現象間的因果關係。但經杷梳史料後發現，「國語作文」是學校教師監視學生語言表現的重要技術，也是少數成功的規訓技術。本文將分析「國語作文」的性質，討論規訓的權力如何透過作文滲透進學生的心靈而成為現在台灣社會對書面語的不成文標準，最後並與近年來的語言現象連結，解釋台灣社會對書面語言的保守心態。

關鍵詞：國語運動、規訓、作文、Michel Foucault

1.    前言

「統一的國家，統一的國語」曾經是世界各國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的共同想像，各國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都曾推廣單一語言作為統一國家的工具，其影響到現在仍存在於社會中。臺灣在二十世紀歷經日本帝國和中華民國兩個階段的統治，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臺灣的「國語」是日本語，在之後則是以北京話為基礎制定的「國語」，[1]而「國語運動」便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臺灣透過官方力量推行、普及國語的一切措施的總稱。由於國語運動是影響戰後臺灣社會最重要的政策之一，除了主持國語運動的單位和學者留下的史料以外，[2]在學術界也不缺乏綜觀性和微觀性的研究[3]，但是這些研究多著重於國語推行政策和制度的整理和分析，對政策背後的意識型態和政策形成的脈絡較少著墨，而對身為政策執行者的國語教師，現有研究也沒有對他們的意識型態做出足夠的分析。除此之外，國語運動的推行組織雖然自1959年以後每況愈下，但在1966年蔣中正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下簡稱「文復運動」）之後，國語運動的目標便被整合進文復運動，更加確立國語作為「團結民族」的工具。尤其是關於1970年代，臺灣在面臨退出聯合國、石油危機、蔣中正去世、與美國斷交等等國內外動盪的情勢，以及國內的方言演說、方言節目漸漸威脅到國語的地位時，當時國語運動的推行者的意識型態，還有他們如何應對方言對國語的挑戰，都是尚待分析理解的議題。本研究將把1960年代中以後的國語運動放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脈絡下討論，並從當時對於語文教學、方言電視節目和國語教育成效的辯論中發掘文復運動下國語運動推行者的意識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