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海外學人》雜誌的地方新聞欄，引用高雄橋頭國中學生投稿在校刊的文章，說出「如果課本像漫畫書」的夢想，認為課本若像漫畫書一樣，保證三天就被翻爛，還會嚷著要看續集，人人都成為自動自發學習的好學生。這個有點異想天開的夢想，絕對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現在上網稍微搜尋一下，就會發現「如果課本像漫畫書」這個題目有許多作文範本，是個運用兒童生活經驗來訓練想像力的常見題材。
不過數十年下來，課本還是課本，漫畫還是漫畫，兩者涇渭分明，當年的夢想依然沒有實現。但在正規的學校教育之外，還是有許多出版社，在代表學習的課本與代表娛樂的漫畫之間開拓市場，嘗試投入以漫畫傳遞知識的工作。在學習與娛樂兩者之間誕生的，就是「學習漫畫」這個特殊的文類。
特殊文類反應大人期待
在漫畫大國日本，以漫畫傳遞知識的方法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當時充斥與歐美列強競爭的氣氛，為了要讓兒童對科學知識更有興趣，發展出「科學漫畫」或「勉強（用功）漫畫」，可說是戰後「學習漫畫」的濫觴。同時，這些帶有教育意義的漫畫，也要與市場上「不健康的漫畫」競爭。由於學習漫畫具有為兒童製作的意識，反映了大人對兒童文化該有的樣態與期待，也就脫離不了輔助學習的性質，以及與消費性漫畫對抗的宿命。另一方面，也有如赤塚不二夫、石之森章太郎等漫畫家，認為學習漫畫不應該限定於兒童，進而製作給大人看的學習漫畫，最近在日本更有「這也是學習漫畫！」特展，由專家學者選出具有教育意義的漫畫。學習漫畫似乎越來越廣泛多元，但輔助學習的漫畫文類仍然不斷推陳出新。
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廣義的學習漫畫包括各種「具有教育意義的漫畫」，但狹義的學習漫畫，則只包括「以教育意義為前提而製作的漫畫」。以具體的例子來說，探討多元性別的《放浪男孩》、描繪多元家庭樣貌的《弟之夫》，以及人體細胞擬人化的《工作細胞》，雖然可以視作廣義的學習漫畫，但本質上仍然是作為消費性漫畫來出版，因此不能視為狹義的學習漫畫。至於編製時就帶有教育前提的科學、歷史、傳記、經典文學等漫畫，例如最近臺灣本土自製的《達克比辦案》系列科普漫畫，就算是狹義的學習漫畫。
在禁錮與抄近路中演變
臺灣深受日本漫畫文化影響，學習漫畫也是從日本引進居多。以漫畫為特藏的臺北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目前能夠找到最早的學習漫畫，是東方出版社在1966年出版的《圖解科學文庫》（十二冊），這是基於日本集英社《なぜなぜ学習漫画文庫》描抄，加上部分原創的學習漫畫。1980年前後也有幾套科學性質的學習漫畫出版。這時臺灣還處於戒嚴時期，漫畫受到管制，出版前必須送到國立編譯館審查，限制了漫畫的出版數量。但到了1987年7月解除戒嚴之後，漫畫審查制度廢除，臺灣的漫畫市場也就進入了一段出版自由，盜版也自由的狂飆時期。
1980年代是臺灣本土漫畫重新起飛的時代，許多出版社開始致力於「讓課本變得像漫畫一樣」。1983年，鄧有立率領的團隊製作出版《中華卡通兒童漫畫故事專輯》，將國編本小學國語課本內容改編成漫畫，次年又推出數學和三民主義的改編漫畫，延伸課本漫畫化的觸角。1984年，知名的《漢聲小百科》開始出版，雖然內容並非全部都是漫畫，但也運用了相當程度的漫畫手法，以劇情帶出知識。到了1985年，熱門漫畫家蔡志忠開始創作《莊子說》，以漫畫方式突破文言文的障礙，重塑諸子百家的言論和思想，帶領了一陣流行風潮。依蔡志忠自敘，在他短期赴日本進修日語時，臨行前隨手帶上《莊子》和《老子》，在閱讀中發現莊子的思想和他自己的人生觀相當契合，因此創作出《莊子說》，並開啟日後改編中國思想與文學經典的「中國歷代經典寶庫」系列創作。
1987年解嚴後，帶領學習漫畫出版風氣的是牛頓出版社，該社獲得日本集英社授權，在1988年陸續出版《漫畫世界的歷史》和《漫畫中國的歷史》兩套影響深遠的學習漫畫。其中《漫畫世界的歷史》在短短四年內就出現了三個未授權的版本，足見其熱門程度，許多出版社都想分一杯羹。但有趣的是，集英社原版的內容中，對中國共產黨多有美化，這與1980年代臺灣的官方意識型態不合，因此不論是授權版或是未授權版，每家出版社都在提及中國共產黨的章節努力改編，甚至換上重繪的內容，以符合當年反共抗俄的政治氣氛。
多元類型與觀點迸發
漫畫審查制度廢止之後，學習漫畫更加蓬勃發展，類型也更為多元。1988年以降，牛頓出版社出版一系列成語學習漫畫，1989年和1990年又動員國內漫畫家，相繼出版《漫畫世界名人傳記》和《漫畫中國名人傳記》兩大系列，合計55冊的傳記漫畫。內容除了漫畫傳記故事以外，還加入各種補充資訊，充分發揮學習漫畫作為輔助性教材的功能。除了牛頓出版社，當時已經以《皮皮》、《烏龍院》而成名的敖幼祥，也運用《烏龍院》中的角色，創作出一系列《敖幼祥的漫畫中國成語》。在漫畫家與出版社共同努力下，漫畫書終於在1980年代末期進入老師向學生推薦的好書名單。
在1980年代出版的學習漫畫中，作者的心態仍隱約透漏出與日本進口消費性漫畫競爭的心態，也展現服膺官方文化民族主義的態度。從漫畫序跋中用「慶幸自己是中國人」表達繼承發揚文化遺產、任重道遠的自覺，或是主張「創意救中國」的自豪感，都反映那個年代文化界常見的心態。或許就是這樣，讓臺灣出版社與中國方面的漫畫家合作，似乎一時成為水到渠成的結果。例如1990年牛頓出版的《漫畫中國文學名著》，光復書局出版的《畫說中國歷史》，就表明是兩岸合作下的產物。但在當時，他們似乎都還不敢說出與那些對岸漫畫家合作，直到1992年，牛頓出版社才在《彩繪中國歷史全集》中，明確說出合作對象遼寧兒少出版社，並列出參與漫畫家的名字。
在1980年代的官方文化民族主義之外，也有郝廣才率領團隊製作《漫畫臺灣歷史故事》，經過兩年籌備後在1990年出版。這股潛藏於臺灣社會中的力量，在1990年代逐漸於社會中的各個層面展現出來，臺灣史的學術研究也蓬勃發展。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史觀，就展現在1998年出版，由吳密察策畫的《漫畫臺灣史》之中。後來上述兩套臺灣史學習漫畫也歷經改版，分別在2001年和2005年推出新版本。大約同時，杜福安的《漫畫臺灣歷史》也在2002年由玉山社出版。
附帶一提，邱若龍繪製，以原住民視角描述霧社事件的漫畫，最早在1990年出版，2001年和2004年兩度再版，之後成為電影《賽德克‧巴萊》的原著，於2011年再次以《漫畫．巴萊》為題出版。這段曲折的出版過程，可說是臺灣漫畫界的異數。另外李隆杰反轉1661年臺灣之役視角，從荷蘭人角度描繪的《1661國姓來襲》，也在2017年出版，並獲得金漫獎肯定。但這兩部漫畫算是學習漫畫嗎？我想他們應該不是以教育角度出發創作，所以應該算作廣義的學習漫畫。
多重競爭，進口勢力夾擊
臺灣意識上升的1990年代，卻也是臺灣本土漫畫由全盛轉向衰退的時期。再加上同時期外國漫畫造成的壓力，以及中國的磁吸效應，都使臺灣的漫畫產業情勢迅速轉為嚴峻。關於外國漫畫的壓力，日本以既有漫畫角色（例如哆啦A夢、蠟筆小新、名偵探柯南）發展的學習漫畫，也乘著消費性漫畫之勢進入市場。另一方面，韓國的學習漫畫自1990年代以後大有發展，臺灣也開始引進。目前找到最早的進口韓國學習漫畫，應該是夸父出版社於1996年出版的《圖解世界歷史全集》（原版出版於1993年），之後1998年又有國際少年村代理出版《科學EQ學習漫畫》。二十年之後，現在臺灣書店的兒童書區，韓國學習漫畫已有凌駕日本學習漫畫的氣勢。
為什麼在臺灣的學習漫畫市場，本土漫畫發展總是不如進口漫畫？解釋臺灣本土漫畫衰退的理論，似乎都可以適用於學習漫畫這個文類。例如從國外進口現成學習漫畫產品，比起投資本土學習漫畫要更有效益，還可以快速地以新產品解除家長的教養焦慮。蔡志忠曾經提及，1984年就有出版社與他接觸，計畫推出「中國歷史漫畫系列」的學習漫畫，但仍因投資人不看好而胎死腹中。在臺灣漫畫市場極盛期，雖然也有出版社投資本土學習漫畫，卻面臨後繼乏力。本土學習漫畫，就和整個臺灣本土漫畫產業一起進入了長期的低潮。
但事情不能全怪出版社短視近利，讀者的選擇才是主導市場的關鍵力量。臺灣從盜版時期就已經深受日本漫畫影響，讀者已經習慣日本漫畫的圖像語言，吃不下本土漫畫家的畫風，也是不得不正視的議題。在多重勢力夾殺的嚴峻情勢下，臺灣本土的學習漫畫不只要與進口學習漫畫競爭，還要與消費性、娛樂性漫畫競爭，可說處境艱難。
新的想像、新的發展
但回到最早對於學習漫畫的理論，是建立在「大人對兒童文化的想像」之上，所以「大人們」所設想的學習漫畫樣貌，是不是也限制了臺灣的學習漫畫發展？回顧1982年那位國中生的話語，「如果課本像漫畫書一樣」。當學生變成大人，輪到他們來想像兒童文化時，若還是只想著怎麼讓課本變得像漫畫書一樣有趣的話，原本充滿想像力的理想，反而成為了思考的陷阱。難道學習漫畫的內容就只限於將課本知識漫畫化嗎？答案當然不是。課本的內容只是浩瀚知識之海的一部分，不是知識的全部。再者，如果學習漫畫只是將課本以另外一個形式呈現，其內容仍然是重複性的知識，容易使讀者感到厭倦。既然如此，本來就已經被多重勢力夾殺的學習漫畫，何必再去投入注意力競爭的紅海，與課本競爭學生對於知識的注意力呢？我認為，如何運用漫畫來傳達本身就具有趣味的知識，透過漫畫來培養各種層面的讀者對於知識的好奇心，拓展出學生以外的學習漫畫市場。才應該是我們想像學習漫畫時應該嘗試的方向。
話說回來，各位手上的這本《CCC創作集》，算不算是一本學習漫畫？雖然不是整本都由漫畫構成，但在日本和韓國，學習漫畫也可以是教育雜誌內容的一部份。這樣來看，《CCC創作集》應該已經具有學習漫畫的某些面向，確實帶有教育意義，至少可以放在廣義的學習漫畫之中。各位讀者，你們怎麼看呢？
本文原發表於《CCC創作集》21號：學習不難，漫畫搞定！（2019/12/25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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